从明人文集看晚明旅游风气及其与地理学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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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一直非常重视地理学的研究，那么为什么史学家还要研究地理呢？因为研究地理有助于他们研究历史。

所以说正史当中有很多有关地理志的内容，那些有名的地理学著作一开始都是存在于史部典籍之中的。中国的地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是以两部重要著作为标志的，一本是徐霞客的《游记》，一本是王土性的《广志绎》。

这两本书就是近世地理学描述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的最优秀的作品。它们把作者对自然地貌与风土人情的认知记载得非常细致全面，而且从中你可以看到一些理论思维。

徐霞客与王土性都生活在晚明，这一时期一下子出现两部地理著作并不是偶然，这跟当时社会的动荡有很大关系。

这两位是晚明最优秀的旅行家，《徐霞客游记》与《广志绎》则是在前人大量游记的基础上进行升华而成的作品。

晚明人们越来越喜欢旅游

晚明社会的现状说用黄宗羲的话来说，那就是“天崩地解”，人们都追求正常生活以至于文人都把个性解放当成了人生目标。

所以说那些文人不会一直在书斋里头闷着自己，而开始亲近大自然，亲近社会，在天地人群之中寻找乐趣，有人把这些经历还有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写成了内容丰富，超越前人的精彩游记。

这些游记也是很普遍的，而且到了明末，这类游记的数量反而更多了，虽然大部分的游记都很一般，可是也有一部分地理游记非常出彩。这些游记大概有篇，大概有个作者。

有的人因为喜欢旅游，把自己的字号也跟旅游挂上钩，可是他们没有留下与旅游有关的诗文。

这些人跟前朝喜欢旅游的人没多大差别。换句话说是，不是旅游者都可以称作旅行家，而旅行家中成为地理学家的就更少了。

可是我们也要知道，如果没有那么多一般旅游者，就不会有那些优秀的旅行家以及更罕见的地理学家。

就时期特点而言，正德以前的游记没有多少，总共也就十来篇，而且有的文章就算是用游记命名，内容讲的也不是游记。

嘉靖间游记就多了不少大概有百篇，可是大部分都是小品，只有几百个字，这些游记与其他的以“记”命名的散文差别不大。

万历及天启、崇祯间，游记的写作就变得非常普遍了，有三百多篇，有些“记”虽然名字不是游记，可内容讲的就是游记。

袁中道《珂雪斋近集》中记载的《东游》《日记》都是一万字以上的鸿篇巨制，即使是《洞庭山游记》在《水天阁集》当中也至少有五千字，这跟嘉靖初期的短篇游记完全不可以相提并论。

明中期游记的题目大部分都是?山记，?水记，这些“记”用的是静态描写，可是明后期的游记题目则是游?山记，游?水记，已经开始运用动态描写了，把自身融入到了景物之中。这就说明了越到明末，旅游风气就越盛，对旅游的精神投入自然也更多。

因为风气的变迁，许多人在文章里直接大方承认自己好游。

可是明前期，这种文字是很少见的，那个时候旅游就是冶游，正经的读书人是绝对不会冶游的。

而明后期已经有山水朋友、出现山人之类的的字号了。那个时候天下名胜的代表就是五岳，所以用《五岳游草》为名的诗文集有很多，自称五岳山人的人也有很多。

跟前代比起来，晚明文人不只好游，而且还会耽于山水，好游成痴。他们对山水的热爱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情感寄托到了山水景物上，进而达到“自娱娱人”的目的。这种现象很少见。

唐朝虽然有游人，可是大部分都是留连光景，宋代游风已经渐渐平息了，在清代只有极少数人喜欢山水。可是晚明人们却好游成风。

我们应该知道，这些人虽然好游成痴，可是依然以自己为主，以山水为宾，是通过寄情山水娱乐自己。

到了明末徐霞客的作品则是以山水为主，以己为宾，他的这种占位才可以通过科学的观察，才会进人那种足记遍布天下的境界。

假如社会上形不成这种好游风气，也就不会出现徐霞客这种优秀的人物以及科学的观察。

因为历代文人都非常重视山水的景色描写，所以这一方面古人已经发展到了极致，旅游在中原地区也不算是稀奇事儿。

也就是说，一定要像徐霞客那样走很长的路到云南贵州，才称得上奇特。

既然晚明文人这么喜欢山水，所以他们的游踪也是非常广，非常远的，这种例子也有很多。

对于人文社会的观察跟山水也是有很大区别的。山水之好每个朝代都有，虽然程度不一样，可是并不是明代独有的，明代的特殊之处就是把山水之好发展为追求科学。

至于观察人文社会这个爱好，则是明代特有的。就是因为晚明社会人人追求正常生活，并把日常生活都记录在文学作品中，把日常生活看做是人伦大事。

比方说袁宏道不只喜欢吴越的山水而且还喜欢吴越的社会。

他去苏州虎丘游玩儿不只是看风景，而且还专门到中秋佳节去，他就是想看社会景观。

后来的张岱比袁宏道更加喜爱岁时风俗，创作出了很多记实小品。这种观察与记录，实际上就是人文地理观察的基础，而且这些作品里也能体现出地域性差异。

像这种从人文社会人手，进而在文化地理方面表达自已独特看法的还有谢肇制、屠隆……。

当然，说到对人文地理的解析这方面，最优秀的还是王士性，一部《广志绎》就绘出了晚明的人文地理图景，是非常真实的人文景观的记录。

可是有跟他一样的片断观点而且写在文章中的并不止他一个，这就是旅游风气的兴盛造成的。

旅游观点的改变

明代中期以前，旅游都不被当做是正经事。湛若水绝对可以说是鄙视旅游的代表。他是弘治乙丑进士，他的作品就是《湛甘泉先生文集》2卷。

他认为根本不需要实质性的旅游，大家在心里就可以游遍祖国大地。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

有一部分人认为古代的那些有名的游士大部分都是流浪失意的文人，在官场上打拼的人不应该学他们。

不过这种观点到了明代中期就已经发生改变了。到了明后期，旅游已经成了“名高”之事了。

那个时候形游肯定也不是下三等了，那个时期同样有人把游分成了三种，可这就是另外的概念了。

人们一直认为如果不旅游就会没有灵感，写景拙思。当然，旅游还可以开阔心胸，这也是大家的共识，只不过明人把这个道理挑明了。

《李中飄闲居集·游龙藏洞记》的作者李氏是嘉靖己丑进士，游龙藏洞的时间是嘉靖24年，那个时候好游已经成了一种风尚，李氏的文章描写的也是非常详细。

不过他的出游好像都是因为公务，也就是那个时候人们说的宦游。至于辞官以后的私游就靠“懒病”了。

这一思想给王士性带来的直接影响，就直接体现在他的作品《广志绎》中，他在这本书中就明确提出杭州的旅游业就是正业，这在那个年代可是非常开放的思想。

把山水与我合二为一，可是我是主，山水是宾，这种观点是比较普遍的。

我们上文说了以我为主，以山水为宾，那么山水奇不奇特就完全凭人的主观臆断决定了。

可是我们也说了，以我为主是不可以成为地埋学家的，至少不能称得上是科学意义上的地理学家，顶多只能说是传统型的地理学家。

这在那个时候没有几个人能做到。除了上面的几个主要观点外，明人对旅游还有一些其他的看法。

上面的这些观点虽然水平参差与见识高低都不一样，可是足以说明整个社会已经好游成风，已经改变了许多人对旅游的认知，把它看做是生活中一件必不可少的正经事。

这也成了明代社会，特别是晚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最后还有一点我们一定要说，那就是《四库全书》中记载的明人文集很少有纵情使性的作品，而且游记也非常的少，且篇幅都很短。

那些有很多游记的明人文集都被记录在存目书与禁毁书中，它们的作者往往是那些豪放不羁的文人。

从这也可以看出乾隆时期那些编辑在写《四库全书》时的取向，清人依旧认为旅游并不是一件正经事。

而这种思想造成的后果也非常的明显，清代再也没有过像明末《徐霞客游记》与《广志绎》这样优秀作品的问世了。这也是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