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后三家虽饱受文字狱摧残,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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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后三家”是活跃在清代乾嘉诗坛的一个作家群体，他们因法式善《三君咏》而得名，分别为：舒位、王昙、孙原湘。他们生活在乾隆中晚期（年）至嘉庆中期（年）的六十年，清王朝进入由“康乾”盛世向“道咸”衰世转变的时期。盛衰过渡时期的纷繁世相，在他们笔下呈现出多彩与斑驳。

他们所留下的诗歌，主要有行旅纪游、酬赠留别、咏史咏物、纪实纪事等四类。“乾隆后三家”的诗名和地位虽不如“乾隆三大家”袁枚、赵翼、蒋士铨那样显豁，他们咏史咏物、纪实纪游之类的诗歌却颇多佳制，诗歌创作主张在“性灵说”的基础上，有所继承和发展。艺术上，“乾隆后三家”的诗歌以律诗和歌行为主，学问与性情并重，与同时期诗人相比，他们的诗歌皆能见自家面目。

一、由“台阁”到“江湖”的乾嘉诗坛

（一）乾嘉诗坛特征与走向

深谙统御之道的满清皇权看到“文字狱”等高压政策并未能完全奏效，便开始将目光转向“文治”，用更高明的“天恩雨露”来瓦解和销蚀士气，宋明理学和诗教传统，在统治者重新利用下，化为推动封建王朝大辇继续前行的动力。盛世修书非但可以“润色鸿业”，彰显帝王的“文治武功”，还可以通过民间献书来加强对知识分子思想的审查。

因此，在科举制和四库馆这一明一暗两张“巨网”的作用下，乾嘉时期的士心与诗风也在悄然变化。在统治者的有意引导下，台阁诗风开始弥漫康熙至乾隆前期的诗坛，明末遗民所残留的“鹃泣猿啼”的淋漓真气，开始变得逐渐稀薄。明清易代，天地翻覆所带来的哀伤，也被典丽整饬的台阁诗风所冲淡。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康熙朝为王士禛（—），乾隆朝为沈德潜（—）。

这一时期的诗坛，实则如同一位告老大员，步履雍容富贵而又缓慢沉闷。文学的发展却自有其规律和生命韧性，就像女皇武则天无法令百花齐放一样，诗坛的真实情况，自然未能完全按照帝王预设和引导的那样所发展。正如袁枚(一)诗中所写的那样：“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从字面上看，这句诗很好懂，如米粒般微小的苔花，有着牡丹那样的梦想和追求，微小的生命也可以有自己的精彩。

仔细思考，这句诗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牡丹”的存在是为了供人玩赏，“苔花”凭借生命的元气，顽强开放，这是多么难得和有力的抗争啊！在台阁诗风弥漫朝野的时候，在远离京师的江浙地区，存在着袁枚和厉鹗等一大批，创作水平和影响力毫不逊色于沈德潜的诗人，他们如“苔花”一般，顽强绽放。“浙派”诗人群体在厉鹗倡导下形成的清幽诗风与“性灵”派诗人群体在袁枚力主“性灵”地推动下形成的真情个性诗风，不仅与褒衣大诏的台阁诗风形成分庭抗礼，甚至出现有过之无不及的局面。

（二）“乾隆后三家”考述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作家并称的现象，并不鲜见。从文学上来看，最早的文学并称应当属于“屈宋”，此后，文学史上作家并称的现象便层出不穷。例如：“两司马”“建安七子”“初唐四杰”“前七子”“后七子”等等。

“乾隆后三家”称号的来源，与乾嘉诗坛一位重要的人物法式善，有着重要关系。法式善（—），原名运昌，字开文，号时帆，又号梧门、小西涯居士，官至国子监祭酒。法式善性情平易，待人诚挚温厚，据《清史列传》记载：“（法式善）尤喜奖掖后进，得一士之名，闻一言之善，未尝不拳拳也。”嘉庆七年（），舒位、王昙、孙原湘去京师参加会试，分别为法式善《诗龛图》题诗：《庶子法梧门先生枉顾并索题诗龛图，会脂车南下，即此呈别》、《题法梧门祭酒诗龛图》、《法梧门祭酒诗龛歌》。

二、“乾隆后三家”之交游

（一）“乾隆后三家”的人生经历与交往

对于江南水乡所造就的文化与生长环境，孙原湘在《客有问吾邑者，书此答之》中这样描述：“软红尘里小蓬莱，画阁文疏对岸开。七水流香穿郭过，半山飞绿进城来。酒多按节倾家酿，花不论钱遍地栽。莫笑耕夫多识字，梁时便有读书台。”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家乡深厚文化底蕴的自豪，“莫笑耕夫多识字，梁时便有读书台”显示出江浙地区自古以来钟灵毓秀的人文环境。

可以说，正是这样的文化氛围，滋养了“乾隆后三家”，使得使得熏沐其中的“乾隆后三家”深受影响。由于父辈大都为官，他们的求学与成长环境也相对安稳平顺。陈文述在《舒铁云传》中称赞舒位“十岁下笔成章”，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璅录》认为王昙“天才亮特”，孙原湘后人所撰的《心青府君行状》记录了孙原湘少年时期“生而颖异”的特点，很显然“乾隆后三家”年少时期的颖异不凡，与生长环境和家庭教育有着密切关系。

成年之后，舒位“于经史古文无不读，尤喜观仙佛怪诞九流稗官之书，一发之于诗”“壬寅入都下第，居京师，发检讨君遗书数万卷读之”王昙《虎丘山穸室志》记载了他的苦读经历：“异书借钞，官书窃读。落烬晨明，警枕夜触”“聚卷为楼，积石为仓，晨搜《海录》，夜写巾箱”。孙原湘成年后“出山海关，历医巫闾诸胜，靡不见诸题咏”“所历山川名胜、土俗风景，悉著于诗”，而且创作相当勤奋。由上述可知，“乾隆后三家”的诗坛地位，赖其年少时期的成长环境与自身的努力所共同成就。

（二）“乾隆后三家”的成名之路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因在仓山筑随园隐居，遂以随园主人、随园老人等自号，袁枚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家”。袁枚在乾隆四年（）考中进士，曾任沭阳、江宁、上元等地知县，因不喜“案牍劳行”之繁剧，做官仅七年便辞归养母。袁枚在随园中玩赏烟霞，悠游岁月，度过近半个世纪的闲适生活，他所提倡的“性灵”诗学在当时的诗坛上产生很大影响。

舒位在诗中细腻刻画了随园优雅的景致，“等身诗卷留天地，弹指园林付子孙”充分表达了舒位对袁枚诗学才华的肯定和敬仰。舒位在读完袁枚诗集后，作《始读小仓山房全集竟各题其后》三首。其中有“开拓诗城功自在，调和世味老难支”“独来独往平生屐，无对无双绝世才”的句子。虽然在袁枚身后，各种毁誉接踵而至，舒位对于袁枚在诗歌诗上的开拓和功绩给予了较为客观的评价。

赵翼（），字云松，世称瓯北先生，阳湖（今江苏常州）人，论诗讲性情，跟袁枚同调。赵翼《论诗》中有“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句子，可见赵翼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诗歌必须在前人基础上，有所继承与开拓，才能够更好的发展。

对于“乾隆后三家”的整体评价，《五百石洞天挥麈录·卷十二》将舒位推至高位，认为舒位“七古自是第一，波谲云诡，藻合星稠。子潇才气不及君远甚。仲瞿亦第肖其纵横，能为其节制也。”而且认为舒位“瓶水斋七古一体独擅胜场”是极有远见的，“定公以彭甘亭与舒铁云并称，彭何能及舒。彭秾华轻倩，舒自见面目”。显然“乾隆后三家”之所以取得如此地位，与其自身独特的诗歌成就，以及时人与后世的盛相推挹，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乾隆后三家”的诗学思想和诗歌内容

（一）“乾隆后三家”的诗学思想

性灵说，最早可以追溯自《庄子》自然、尚真的美学思想，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首次以“性灵”来论文学，明代后期“公安派”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诗学思想。袁枚既主张性灵与创新，又不忘学习古人，“乾隆后三家”的诗学观与创作实践与袁枚一脉相承，丰富发展了诗歌抒写性情的诗学传统，也有大胆的创新与开拓。这种创新精神，在稍晚于“乾隆后三家”的龚自珍、黄遵宪的诗歌中，表现尤其明显，追根溯源，“乾隆后三家”实在功不可没。

如何在创作中将性情与学问实现完美的和谐与圆融，是诗人需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为挽救性灵派后期呈现出来的一些弊端，“乾隆后三家”提出“性情和学问并重”的观点，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此，舒位的好友陈文述赋诗称赞“温邢坛坫开诗派”“开拓诗城新世界”，对“乾隆后三家”在诗歌道路上做出的探索与尝试，给与了充分肯定。

宗唐、宗宋的观点一直并存于清代诗坛，两百多年间，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对于诗歌宗尚的问题，无数诗人为此争论不休。针对这种喜谈宗派门户的情况，舒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唐诗沿六朝，宋诗出唐贤。”，他认为唐诗自六朝而出，宋诗自唐贤而来，诗歌的发展是有一定的轨迹和规律的。舒位能够在历史的大背景之下，以十分难得的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历朝的文学，为打破当时诗坛“专尊一朝”的界限，作出了不懈努力。

（二）“乾隆后三家”诗歌内容

清代诗人所面临“内容的日常化和艺术的平庸化”的写作困境，为走出这种困境，无数诗人进行不懈的努力与尝试。身处其中的“乾隆后三家”也以最大的努力，在诗国的疆土中进行探寻与开拓。下面就其诗歌内容，简要分为逆旅纪游诗，酬赠留别诗，咏史咏物诗，纪实纪幻诗四个部分，稍后展开详细论述。

读书与行路，“得江山之助”在舒位、王昙、孙原湘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墨磨龙盾，纸写羊皮，斫地作歌，据鞍起草”的黔南戎幕生涯，极大锻炼了舒位的才思和笔力，是他诗风最终形成的关键点与转折点，李廷敬阅读舒位戎幕归来的诗作后，不禁发出“味经史之腴，得江山之助”的感叹。“九上春官，卒不得遇”的人生困顿，又为舒位的诗歌增添了一抹“幽奇磊落”的底色。

结语：

对于“乾隆后三家”整体诗歌风貌的体审，以及“乾隆后三家”在清代诗学链条上所处的地位，文学史上一直没有足够的重视。“此身恰与风鸢似，又被柔丝七纵擒”，与同时期诗人相比，“乾隆后三家”在反思与自适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他们用诗歌记录下自己的生命体悟和生存状态，他们的诗歌也因此具有了各自鲜明的特色。

他们的作品，继承了“性灵派”的感情基调，却没有流于浅率与浮薄；他们笔下部分描写海外风情和事物的诗篇不仅为近代诗歌开辟了道路，还对黄遵宪以及晚清的“诗界革命”产生重要影响。相对而言，“乾隆后三家”的诗风要显得雅正平和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