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梅村梦醒之后不是家

吴梅村：梦醒之后不是家

——探轶明末清初大诗人吴梅村的悲剧人生

咏梅村

吴下风流数梅村，未肯遽然殉甲申。

只为当年惜身计，一度清明一断魂。

——作此文有感而咏

每当我们提起明清易代之际的传奇女子陈圆圆时，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吟出与那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明.吴伟业《圆圆曲》）。毫不夸张地说，陈圆圆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有如此高的知名度，相当程度上是由于这两句诗的缘故。而提起这首诗的作者，明末清初的诗坛宗主吴伟业，则鲜有人知了。

吴梅村

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诗人。吴伟业身逢乱世，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他学识渊博，著述甚多，有《梅村家藏稿》,《梅村诗馀》,传奇《秣陵春》，咏史作《圆圆曲》、《松山哀》、杂剧《通天台》、《临春阁》、史乘《绥寇纪略》等传世。《四库全书总目》评论吴梅村说：“其少作才华艳发，吐纳风流，有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致。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吴伟业不仅工于诗文，且长于丹青音律，在艺术上有很高造诣。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大家。他的诗歌尤为见长，其诗师于唐人，以史入题，文质兼美且自成一体，时人誉为“娄东派”、“梅村体”。吴氏效唐人白居易《琵琶行》《长恨歌》所作七言歌行体长诗《圆圆曲》风华绚丽，文质皆美，几乎到了因诗代史的地步。

崇祯四年（年），年仅22岁的吴伟业进京参加科考，以会试第一、殿试第二的优异成绩考取进士，成为天子得意门生。时有浙党大臣温体仁与主考官周延儒争权，累及吴伟业。崇祯亲阅了吴伟业的试卷并题“正大博雅，足释诡靡”之语方使吴免去一场无妄之灾。接着，崇祯又特赐他归里娶亲。这在当时是莫大的荣耀。此后，年轻的吴伟业在仕途上一番风顺，历任翰林院编修、东宫讲读官、南京国子监司业、左中允、左庶子等职，备受崇祯眷顾。梅村确也不负众望，入仕之初即“以直声动朝右”，多次上疏弹劾贪墨不法之吏，政治上颇有建树。后因看惯官场倾轧仕途险恶而退归故里，著书立说。

吴伟业书法

公元年，华夏大地上发生了一场天翻地覆的沧桑巨变--甲申之变，是年三月，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帝“伤心煞煤山独幸”，一条白练吊死煤山，大明帝国的巍巍大厦彻底崩塌了。时在江苏老家的吴伟业闻知此讯，念及崇祯的知遇之恩，拔擢之宠，不禁捶胸顿足，悲恸不已，欲追随而去，幸为家人发觉。他因此也大病一场，万念俱灰。其友王翰国约他一同弃世出家，吴以父母妻儿为由拒绝。王翰国遂独自焚书出家。正是由于吴伟业懦弱胆小，犹疑不决的性格决定了他日后的悲剧人生。

时局突变。就在崇祯吊死的一个月后，关外的满清在原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前驱下入主中原，奠定了大一统的基业。李自成费尽心机攻下的大明江山旋即又成了大清的天下。同年五月，凤阳都督马士英与光禄寺卿阮大铖在南京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成立南明弘光小朝廷。吴伟业闻听后大喜过望，以为大明天下可图光复，遂疾驰南下，效力于弘光帝。但又因与马、阮不合，认为“天下事不可为”，出仕仅两月便辞归故里，寄情山水，倒也怡然。然而好景不长，南明小朝廷自成立之日起便内忧外患不止，主昏臣庸，朝政腐败，因而北边初定的清王朝没给它太多的残喘之机。翌年夏，清军即攻入南京，弘光政权宣告灭亡。

南明政权的覆灭给了吴氏沉重一击，使他光复大明的夙愿彻底化为泡影。此时的他内心十分矛盾：作为一介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国家危厦将倾，他无力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就他内心深处而言，他又实在不愿意做清朝的顺民。在他看来，由关外突杀出来的满人实是不通礼仪教化的“化外之民”，不可与汉人同日而语。“曾经沧海难为水”，囿于当时狭隘的民族意识，多年来，中华大地上每逢改朝换代异族入主之际，总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或阖门自缢，或退隐山林，或遁入空门，或直接投身于血腥的武装反抗斗争，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外族政权的排斥性和对前朝的眷顾之情。梅村生性懦弱，既不敢公开抗清，又无勇气自杀殉国，于是他选择了杜门不出，远离政治，潜心治学，以手中之笔书写一个遗民的孤臣蘖子之心，亡国之痛。其传世之作《圆圆曲》也正是完成于此时。

影视剧中的陈圆圆形象

据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考证，《圆圆曲》作于清顺治七年左右，与其另一名篇《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同时完成。《圆圆曲》以史入诗，文采飞扬。诗中吴开篇写道“鼎湖当日弃人间“，以极其隐晦的语言道出了对前明的眷顾之情，抒发了沉痛的亡国之恸。同时，吴在诗中痛斥为了一介红粉佳人陈圆圆而投敌卖国的吴三桂，对这位认贼为父腆颜事敌以致国家灭亡异族入主的异姓王爷、新朝权贵极尽嘲讽：“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吴伟业丝毫不掩示自己对当时正炙手可热的平西王爷的憎恶之情，嘲讽之意。据说诗成之后吴三桂曾派人以万两黄金的价钱要吴伟业销毁此诗，被他断然拒绝。从此，吴三桂因为这首《圆圆曲》而被牢牢地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世人诟骂。

汴玉京

痛失家国的吴伟业本打算就这样平淡地了此余生,然而清朝统治者怎会容许其治下遗民的存在?尤其是像吴伟业这样名动天下的前朝官宦和文坛宗主,清朝必欲将其罗致门下以收买人心，粉饰太平。清顺治十年（年），经吏部侍郎孙承泽等人举荐，顺治帝下诏征召吴伟业入朝。自满清入关以来，曾数次在全国范围内发布征召令，罗致有声望的士子、遗民出山为新朝效力。当时文坛较有影响力的文人都曾受过清朝的严辞征召。他们之中确也有一部分人在这事关民族气节的紧要关头表现了大无畏的凛凛正气，或明或暗地对抗朝廷，拒不出仕，较为今人所熟知的如顾炎武、李贽、傅山等。然而更多的人却是贪生怕死，甘做贰臣。在明末清初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沉浮中，上至王侯缙绅下至文坛士子可谓一片降幡，人人争相献媚新朝，毫无羞耻可言，倒是那些平日里最为世人所轻的普通平民百姓和终日在秦楼楚馆倚门卖笑的艺妓伶人表现的大义凛然。在那些腆颜仕清的文人中，有两人最引人注目：南明礼部尚书钱谦益和崇祯朝兵科给事中、左都御史龚鼎孳。此二人在当时文坛亦颇有声望，与吴伟业齐名，同为当时文坛领袖，时人并称为“江左三大家”。三人号称清流，整日集聚遑论礼义廉耻，民族气节，时人颇以为然。然而当外敌入侵国家危亡之际，身负重名的的钱龚二人却先后降清，令天下之人哗然。其中龚鼎孳降清之前还曾降闯，当人质问他身受明朝重恩却为何一降再降时，他居然无耻地回答到：“我原欲死，耐小妾不肯何！”，将责任一股脑地推在他那位芳名远播的侧室夫人——秦淮八艳之一的顾媚身上。其劣行为世人所不齿。钱龚二人降清后，“三大家”中的吴伟业理所当然地成了江南士子众望所归的对象，他们期待着吴伟业给天下读书人做一个表率。吴的好友，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也曾致书吴伟业，言其身受明朝重恩和天下士人厚望，不可出仕清廷。

而接到征召令之初的吴伟业确也曾信誓旦旦地表示“必不负良友”。然而满清统治者却不会善罢甘休。“昨夜城头吹筚篥，教坊也被传呼急”，清朝几番“诏书切峻”的威胁利诱之后，吴开始动摇了，他犹疑懦弱的性格注定他不能坚持到底。顺治十年，经礼部尚书陈之遴和大学士陈名夏等人的举荐，吴伟业准备抛弃名节，在世人的唾弃中出仕清朝。

此时的吴伟业相当矛盾：他内心是不愿应清廷的征召而出仕的，然而由于他的懦弱，他又不敢公开与当时已取得合法统治地位的满清政府抗争。他曾泣涕谓人约：“余非负国，徒以有老母，不得不博升斗供菽水耳”。又曾写诗以表心境：“问华佗，解我肠千结？”、“浮生所欠只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这里面固然有他为自己屈膝变节寻找借口和掩饰自己功利之心的成分，但也确是他此刻进退两难心境的写照。然而无论如何，他的投降将成为其一生中永远洗不掉的污点。

吴伟业丹青艺术赏析

吴的变节令明末文坛士子心中忠君爱国的节义长城彻底崩塌，招致了天下人的无情谩骂。据说吴在出仕之前，其亲友学生千余人曾在南京城外的千人石上为他举行“送别大会”（一说是吴应钱谦益之邀为调和当时结怨颇深的慎交、同声二社而举行的虎丘大会）。大会将尽时，一少年突然投函吴伟业。吴拆封一看，信上是一封极尽嘲讽的诗：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吴羞愧难当，默然半晌无语。

吴在应诏北上的途中，曾经专门去拜谒了南京城外的明孝陵和扬州梅花岭的史可法墓并在朱元璋和史可法的坟前痛哭失声。然而明朝的重恩和史可法将军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并未阻挡住他屈膝变节的决心，哭罢他依然掉头北上仕清。由此可见他当时的矛盾心理。

吴在清廷做的仍是国子监祭酒的闲职，清朝之所以征召他来，并不是真的要让他来经天纬地济世安邦。作为一个有声望的前朝显宦和士林领袖，他只不过是统治者用来笼络人心粉饰太平的工具而已，清人不可能真正地信任他。这一点让吴伟业十分苦恼。当初由于种种原因他不得不弃节仕清，想用身败名裂为代价换得清廷的高官厚禄，而今却是名利两空。吴做诗言曰“误尽平生是一官”，开始为自己当初轻易的失足降清而悔恨，暗有退隐之意。

顺治十三年，吴的继母张氏病故，他借机乞假归里，从此不复出仕。然而他在内心深处一直无法原谅自己这次短暂的失足降清，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终须补，总比鸿毛也不如。”他为自己身受明朝厚恩却忍而降清之事背负上了强大的精神压力，一直到死。

清康熙十年（年），一代文坛宗主吴伟业在江苏太仓老宅病逝。临终之际，诗人对当年自己降清的那一段不光彩历史犹念念不忘。其绝命词《贺新郎，病中有感》云：“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苟活。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幽怨悔恨之情充满字里行间。从年弘光政权灭亡至年诗人辞世，总计吴梅村入清26年有余。入清26年来梅村感觉恍若人间一梦。只是当梦醒之后蓦然回首，他才发现自己已经迷失了归宿，无以为家。

吴伟业临终时留下遗言“吾一生际遇，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刻不尝辛苦。实为天下第一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袍，葬我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自称“天下第一大苦人”的一代文坛宗主依然在苦苦挣扎之中：相比之下，他可能更愿意以一个前朝遗老的身份穿着明朝官服入敛，然而这在当时显然是不可能的。敛以僧袍应是他在两难之中所能想到的最好选择，也算是践了昔年好友的空门之约。而“勿作祠堂”、“勿乞铭”仅以诗人身份给自己盖棺定论的嘱托，则是他想回避自己仕清的人格污点最可能的原因吧。